昨天与区块链行业的投资人聊天，谈及EOS最近赚眼球，又谈到募资文件种种“霸王条款”，接着开聊设置基金会掌管币池和法币池，似乎区块链项目+基金会成了“标配”，而直接由创始公司掌握财权成了被诟病的事情。其实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基金会也不是金钟罩，也许，只是白手套....

基金会并非必要

在区块链创业1.0版本，由于各玩家并非专职人员，多为极客，出于兴趣和科技精神而进行研发，同时，开源自己的技术供全世界“技术猿”揣摩。

彼时，基金会作为财团法人，好处明显。

类似信托等财团法人，基金会作为相对独立的运作机构，给区块链项目在世界各地的支持团队提供财源。后来，基金会模式，被我国区块链和伪区块链创业者大量使用，用于突破2017年9月4日ICO代币公告。中国监管机构和法律给予ICO这种公开融资途径给了“负评价”，一时间，市场对于“一刀切”的做法很难接受，不少朋友开始寻求海外路径，于是，到新加坡设立基金会成了几乎每个“国产区块链项目”的标配。

实际上，如果发币或项目虚假等问题存在，行为人根本逃避不了法律责任，无论设置基金会这个白手套，还是不设置这个环节，最终伤害了我国金融消费者的利益，中国法律必然会出手。

如果区块链项目关注绿色产业等，只是发挥了技术功能，那也不必成立基金会，因为单纯使用技术改造传统行业，是我国各界都欢迎的，没有刑法风险，也就不必在海外“搭建结构”，做表面文章，反而引发各国合同法等冲突问题，自寻烦恼。

捐赠文化与刚性兑付

从世界史角度，自古罗马时代，当地人就是尊崇“小政府”，对于公共管理机关的权力增大，罗马市民恐惧，加之，邦国和母国的关系是“契约关系”，每年替国王打仗最多40天，之后就要国王花钱找雇佣兵。正是由于权威不够，税收制度没能发展起来，因此，如果遇到战争等大事件，公共管理部门只能依靠各种团体和个人捐赠运转。

随着时间更迭，文化基因就留存在海洋法系。

而刚性兑付问题，在成文法系国家尤为常见，道理如前述原理，公共管理机关的权威性越好，老百姓越是依赖。不管有没有合法依据和合理理由，遇到财产损失就是死抓住不放，各种威逼，让你解决诉求。只要诉求没解决或者解决得慢，就会招致一波一波的非理性维权。

刚性兑付成了不能承受之痛，不去找真正的用款团队和人员，不去研究新技术的高风险，坐等高回报和升值的“币东”，听到海外基金会，迷信外来的和尚，更加笃信自己的投资是“币神之手”。
 

 

说回基金会，只要业务不涉及刑法（涉刑者，中国法律多拥有管辖权），单纯是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，倒是可以把合同条款约定使用某一种语言为有效合同文本的语言，某一国法律作为诉讼和仲裁的依据等。在民商法领域，世界上通用的法律规制是：一般而言，约定优于法定。只要各方有约定，先尊重约定，约定不清楚的或者没有约定的，才考虑法律规定。

基金会模式，未必持久

当下，越来越多的区块链落地项目，采取的是单纯公司制；即便是在海外市场中的某些公链，也是采取公司制。这样做的好处是深得传统资本市场喜爱（他们有资源和能力帮助新技术拓展），融
入传统金融机构圈子顺畅，有组织，有纪律，有底线。

当然，您可以说，我们当年来玩区块链就是喜欢那种反权威的感觉，又从俗，多没趣？！您说的没错，大家都有仰望星空的时候，谁心里都喜欢“逆袭故事”。但是，人性往往是靠不住的，没有现实的法律责任和合同约束，单靠社区领袖的个人魅力和凝聚力，坚持不了多久，即便是整个链上“自运行”完好，也不能排除关键时刻或者极端事件发生时，旷工们苦苦挖掘的数字资产，成了一堆废数据。

近期，飒姐也参与了一起区块链服务行业拟上市业务的准备工作，还是发现了公司制有公司制的好处，吸引了卓越的人才，这些人勤勉尽责，不会看心情上班，也不会无缘无故消失，更不会“空留下一个地址和一堆疑问”。传统的激励方式结合token激励方式，海内外员工通力合作，效率很赞。

对比飒姐曾经办过的某智能币诈骗案，被告人以为自己编造一个“被黑客攻击公告”就能逃避法律责任，从茫茫人海中消失，最终，还是在2个月后缉拿归案。面对20岁的他，我一直不明白为何交易所和社区维持不下去，后来才懂得，业余时间打理一摊子事，其实真的很难，完全依靠热情和打赏似乎很难撑下去。

中庸之道，循序渐进，中心化的组织与非中心化的运行也许有矛盾，但一定也有结合点。未来1-2年，区块链应用项目或公链争夺战，还将涌现一些成熟合规的公司出来，而不是中本聪等匿名咖和躲避监管的基金会为王。

 

 

总之，基金会模式只是一种解决现有问题的“权宜之计”，并不是万能钥匙，解决不了空气币是不是空气的问题，甚至可以坐实有些白手套就是白手套。同时，对于援引其他国家的法律和规则进行民商事处理，也需慎重，以中文为准还是英文为准，也需真的有“歧义”和差距，把事情想周全，慢慢做决断。区块链的路还很长，莫着急，且行且珍惜。